白轻：拜德雅·卡戎丛书主编
“摆渡人”把鲜活的文字从理论的地狱带回人间
在德语里，“翻译”（übersetzen）也意味着“摆渡”。所以，翻译者同时也是摆渡人。卡戎是希腊神话里冥河的船夫，维吉尔的《埃涅阿斯
纪》和但丁的《神曲》里都有写到过。唉，他着实不算一个怎样光辉的形象，但他的使命又何其沉重！如果说神话里的卡戎负责把死者的亡魂送至冥府，那么，文丛
的摆渡者则要进行回渡，把鲜活的文字从理论的地狱带回人间。译者的工作就是在这条界线上展开的：彼岸是死的文字，此岸是活的阅读。
文丛的目的，借用诗人保罗·策兰的话说，或许就是“摆渡/阅读的创痛”了。以第一本书《文字即垃圾》为例，选编带有明显的法国理论色彩，可
被视为一部法国现代文论集。作者既包括巴特、福柯、德勒兹这些广为人知的思想家，也包括凯卢瓦、波朗、莱里斯等相对不那么出名却十分重要的作家；所有的文
本都是之前没有译介过的。
的确，今天理论译介的处境不免有些混乱，而卡戎恰恰要凭借其“眼中的火”，在支离破碎的思想迷津处，照出一条越渡的通道来。某种意义上，卡戎是思想碎片的收集者，是文本的拾遗者，它意图围绕某一主题、某一人物或某一流派中挖掘理论宝藏，在断裂和间隙中游走。
坦白地说，我的初衷，是通过这套文丛，对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做一番细致的梳理，毕竟在我们本就滞后的追赶中，我们已经错过并遗落了太多。要
挖掘的不只是哲学，还有文学和艺术等紧密关联的方面。不管是马拉美还是布勒东，不管是乌力波还是太凯尔，这些名字还远没有在起航不久的渡船上站稳。虽然卡
戎的能量并不足以完成一个人物的系统译介，它将采取的策略依旧是碎片化的，但碎片也会是精华的浓缩。
当然，卡戎的工作不只是考古，它也关注现时的事件和话题，这是一种和激进理论对话的方式。多年前“泼先生”出版的小册子《恐怖主义的幽灵》或许可以充当一个范例，它收录了鲍德里亚等西方左翼思想家对9·11事件的回应。
卡戎向读者呈现的东西，不论是在主题还是文本上，都试图成为一种乐趣。经过了摆渡的理论阅读的创痛，它要向读者发出一个邀请，一个诱惑，会
尽可能地避开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寻求更为随性的写作。说来也怪，我不时地想把“泼先生”的外文名pulsasir当成plaisir（快乐）的不可能的
变体，似乎“泼”的文字里已经蕴含了某种妙不可言的极致享乐了。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拜德雅·人文译丛主编
西学译介，要立于思想和哲学的根基
今天的西学译介早已丧失了八十年代的精神启蒙的作用，更不是寻找什么精神家园。相反，今天去看这些西方学者的资料，更多仅仅是为了知道西方的学术动态，而不是动不动就将某位西方学者奉为大师，顶礼膜拜。
我自己有一个判断，在21世纪最初十年里，后现代主义随着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的离去已经基本上宣告终结，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阿甘本
这一批人早就不能算是后现代或者后结构主义者，而国内还是喜欢用后现代、后马克思主义等称号来称呼他们，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将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域和思路
引介过来，呈现出他们与强调碎片化和解构的学者（如鲍德里亚、德里达）的区别，他们恰恰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上重构了当代社会思考的根基。
另外，在当今中国，艺术界和艺术理论界比哲学界更熟悉巴迪欧、阿甘本，更熟悉思辨实在论，这个非常反讽的现象本身，就可以折射出当今中国社
会的一个病症。实际上，巴迪欧、梅亚苏首先是哲学家，而且是很经典的哲学家，他们谈的数学本体论问题，有限和无限的问题，纯粹偶然性的问题都在哲学史上被
讨论过无数遍，这些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复兴，有着浓厚的经典回归的倾向。
在中国，恰恰是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灵感中使用了这些东西，哲学界面对这种状况相当尴尬。汪民安老师也谈到过，朗西埃访问中国时很困惑，邀请他的学校，除了同济大学之外，基本上都是艺术类学校和专业，中国哲学界似乎对他并不关心。
所以，在译介这些作者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在他们的哲学根基处来思考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方法和范式。或者说，当他们思考这些问题时，或许是
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的，但是他们一定是面对当今这个世界的主题，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当代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在思想和哲学层面上才能得到解决。
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科学译丛”主编
学术和时装一样，有它时尚和潮流的气质
法国当代哲学从未进入中国哲学界的主流。它们开始是在中文系流行的，这跟美国很像。但现在的中国大学，中文系整个地表现出一种理论惰性。我
觉得中文系以及搞电影理论的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开放和充满活力。我偶尔翻文学研究杂志，我发现当代文学研究令人吃惊地保守，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批评方
法。我印象中的八九十年代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既能看到理论的渴望，也能看到才华的展现。
在今天，学术和时装一样，有它时尚和潮流的气质。学术越来越呈现出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一面。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这是全世界的现象。我们
为什么一波波地赶潮流？还不是因为西方在一波波地制造潮流——西方的大学对新思潮，新的学术明星的欲望同样强烈。比如说，福柯，德里达一代人离世后，美国
大学陷入焦虑，需要找新的法国偶像。这样，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之后呢？哦，现在有更年轻的了，思辨实在论来了！
我并不是说这些后来者没有价值，我只是说，市场的需求也许拔高了他们的价值。现在是一个一切都通货膨胀的时代，学术作为商品也在快速地贬
值。我不想把这个现象完全归因于将一切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它与此有关，与大学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知识产业基地有关。
不过我还是想说，虽然翻译得不少，真正去读的人并不多，大学里面的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生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这也就出现了所谓“还没热就淡出了”的现象。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拜德雅·人文译丛编委 即将出版的“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主编
对理论最好的忠诚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它
当代欧陆激进思想家们本身写作就充满术语与黑话（jargon），再通过翻译进入汉语学界，最终在读者眼前的，是比原来黑话还要黑上一百倍的面目可憎的翻译体，还包括各种误译与错漏……这些著作的影响范围仅仅在很小的一个专业圈，诚然无怪。
我一直强调，对一种理论最好的忠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用”它——用它来分析、用它来思考。我多次引用齐泽克在谈论德勒兹时所说的一段
话，“当你在自己日常生活体验中都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迹，那个时候，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哲学家的真爱。”很多人喜欢齐泽克，就只喜欢他的那些理论
概念，而我认为齐泽克对于汉语学界的一个极大价值乃是：他颠倒了中国学者的惯常思维，反过来着力强调——分析要比理论更重要。
如果某种理论被用来思考日常现实中各种事件、但却总是不通，那么这种理论又有什么价值呢？倘若，即便屡屡不通、但却仍然对之盲信，那么这样的“理论”就变成为形而上学、抑或宗教。
所以我很少写关于齐泽克的学术论文；但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现实的批判性考察中不断用它，去使他真的活在汉语思想界中，而不是使他变成另一种语言里的抽象符号。
